从公元23年建立到公元25年灭亡，由绿林军推举的刘玄建立的更始政权杠杆炒股网站配资，最终只存在了不到三年时间。关于更始政权灭亡的原因，学术界持有不同观点，其中争议主要集中在更始政权灭亡的根本原因上。但总的来说，学者们对其灭亡的外部原因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。

外部因素中，更始政权灭亡的直接原因无疑是赤眉军的进攻。未能妥善处理与赤眉军的关系，直接导致了更始政权的灭亡。王夫之曾提到：“赤眉帅樊崇将渠帅二十余人入见，安危存亡之大机也，于此失之，而更始之亡决矣！”这句话深刻揭示了赤眉军和更始政权之间关系处理的不当，给政权的灭亡埋下了伏笔。尽管刘玄曾试图招降赤眉军的将领，但因封赏问题未能兑现承诺，最终导致赤眉军反目，进而进攻更始政权。在更始政权迁都长安时，赤眉军趁机攻击了更始政权位于南阳的主力基地，并迅速占领关中，直接推动了政权的垮台。

如果更始政权能够妥善安抚赤眉军，并兑现其许诺，赤眉军或许会成为其强大的助力，而非敌人。如此一来，更始政权未必会在短短三年内灭亡。再者，如果刘秀没有背叛更始政权，政权或许能够抵抗赤眉军的进攻。在公元25年11月，刘秀被派往河北，这使得他摆脱了更始政权的直接控制。尤其是在刘秀消灭了王郎政权后，他并未接受更始政权的册封，而是直接击杀了更始政权的继位将领，接管了河北的部分势力，并平定了当地的义军。从此，刘秀稳固了自己的地位，成为河北的一个重要诸侯。

然而，刘秀的背叛和赤眉军的反叛相互交织，成了更始政权灭亡的双重打击。赤眉军的反叛让更始政权无法应对刘秀在河北的谋逆，而刘秀的叛变又让政权无法与赤眉军展开有效对抗。

更始政权的灭亡不仅仅是外部因素造成的，内部问题同样是其灭亡的根本原因。虽然更始政权由刘玄担任皇帝，但本质上这仍然是一个由农民军组成的政权。更始政权从建立之初，就存在许多农民军政权所共有的问题。作为政权的核心力量，绿林军在取得初期胜利后，逐渐陷入了纪律松散、奢靡腐化和横征暴敛的恶性循环，尤其是在迁都长安后，民众的疾苦和不满日益加剧。正如当时所言：“劫掠妇女，怀金玉者，至不生归”，更始政权腐败的现象非常严重。这种腐败的背后，是更始政权内部的不团结与矛盾。当长安面临被攻破的局面时，王匡等将领与刘玄在战略上产生分歧，最终一部分将领谋划挟持刘玄。事件败露后，参与叛乱的将领被处死，部分则投降了赤眉军。如此内讧无疑加速了更始政权的灭亡。

更始政权的内部分歧其实自其建立伊始便显现无疑，特别是在拥立刘玄为皇帝这一关键问题上，早期的矛盾便有所显现。尽管当时有王莽这一共同的敌人，内部分歧并未爆发。但随着政权的扩展，绿林军与刘玄的宗室派系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，最终导致了三王之乱等局面。从某种程度上来看，更始政权更像是一个松散的联盟，绿林军与刘氏宗亲的联合，最初只是为了共同反对王莽的政权。绿林军的目标仅限于生存，而刘氏宗亲的目的是恢复汉家江山。两者的联合并非基于长远的共同利益，而是出于临时的政治需要。

更始政权选择定都长安，而非洛阳，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其灭亡的进程。作为绿林军的发源地，山东本应是其理想的根基，而定都洛阳将使得更始政权更容易控制赤眉军。选择长安，虽然具有巨大的政治象征意义，符合“人心思汉”的民众情绪，但却忽视了安全和地理的因素。如果更始政权能以更加理性的眼光，选择更加有利的地理位置，也许结果会不同。

此外，更始政权始终未能建立有效的集权制度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非常薄弱。尽管政权表面上有着行政体系，但实际上这些体制并未得到有效执行。更始帝刘玄本身缺乏实权，也没有心力推进集权，而是沉溺于个人享乐之中。政权所控制的地区，实际上是各地方势力的联合体，而这些势力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，互有斗争。最典型的例子是刘秀在河北平定义军时，遭遇了驻守洛阳的守将的攻击，而这种攻击完全是个别守将的个人行为，最终促成了刘秀的反叛。因此，政权对地方势力的控制缺乏强力执行，这可能才是更始政权灭亡的根本原因。

总的来说，更始政权的灭亡，不仅仅是外部进攻导致的，也与其内政失误和体制的松散息息相关。